郎咸平：让人头疼的热点

　　要想收拾目前的“残局”，重启改革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现在的我们已经错过了2008年时最好的改革窗口期，不要指望着“从容”改革，而要以“危机倒逼改革”的思路看问题。为什么？因为日益加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已经把通往改革的路基挤压得很高、很窄。我们对社会、经济、民生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那么此时此刻的我们要怎么改革？我早在2012年5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就说过，中国经济改革需要系统思维，应该以“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为基本指导原则。我注意到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两年频发的“恶性”热点事件，如果进行深度分析的话，就是政府没有把握好与市场和社会的边界，管了很多不该管而又管不好的事。我认为这应该是新一届政府的治国之“道”，而选择的“术”则只能是“让改革释放红利”就是下放权力给市场和社会，而且我还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本书依然坚持改革需要系统思维的观点，需要补充的是，在危机倒逼改革的今天，我们的视野需要更开阔一点，眼光需要更长远一点。未来的改革需要的是大手笔，如果还是沿袭“头疼医头”的思维，结果只会让我们更头疼。
　　美国重返亚太是我们外部危机的直接原因。但从深层次看，这不仅是美国为寻求本国经济复苏引擎而向外部扩张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我们都知道，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但在西方国家民主和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资本只能以我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书中所说的跨国公司等各种方式向外部扩张，或者透过不断的金融创新透支未来，向未来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的丧钟，正是为这种以扩张为本性的系统性危机而鸣。
　　如今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确实越来越明显，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美国的复苏以及未来的繁荣，对中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二是资本主义体系不仅仅是美国一家，还包括欧洲和日本，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是，它们的现状和前景是比较惨淡的，这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未来不但是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向全球继续蔓延扩张的时代，而且也是不同的经济体系剧烈冲突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调整的剧烈程度和复杂性，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危机倒逼改革”这六个字，才有可能将巨大的外部压力转换为改革的动力。
　　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经济领域的所有问题，最终必然会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传染，结果要么是倒逼出一个大手笔的改革，要么是社会危机将中国经济从最危险的边缘推向万丈深渊。近年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傲慢和偏见”使得自身经常错位和越位，而在民生和公共事务中，却习惯性缺位，主要表现在，发展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管理经济“只会堵不会疏”，总是使用基本无效的行政干预手段，而很少使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改革一直是“头疼医头”，鲜有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整个社会中每个人的“一亩三分田”经营得都挺好，而教育、环境等问题，却“荒芜”一片。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腐败盛行，贫富悬殊，“仇官”、“仇富”极端情绪蔓延，群体性事件频发。以上种种问题显然超出了经济范畴，也是经济改革无法解决的，但对经济的影响却是致命的。因此，今天我在这里所说的危机倒逼的改革，一定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并行。如果未来依然沿袭政冷经热，我认为那不过是“头疼医头”的翻版而已。
　　除了看得见的“内忧外患”危机，还有一场危机已经静悄悄地降临，那就是新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大家都知道，世界历史上诞生于西方的两次技术革命，在助推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同时，迅速地将中国推向落后国家之列。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一直处于技术上追赶西方的转型阶段，但是今天，在全球化这个大平台上，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像微软和苹果这样的创新型企业，对我们传统企业或产业发起的攻城掠地，更严重的问题是，诸如本书中专门讨论的页岩气革命、全球自动化革命，以及最近被媒体炒得很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等技术革命，再一次发生了。遗憾的是，在这些技术前沿，我们又一次落后了。而落后的原因和前两次一样，不是我们中国人不聪明，而是我们缺乏技术创新的配套机制。美国之所以走在最前面，不仅仅是美国的科研力量雄厚，关键还是有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企业是转型和创新的主体，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得又很到位。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如果我们还只是把“改革”挂在嘴边而不动真格的，那么前两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悲剧，将来很可能还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