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业面临“刘易斯拐点”

　　记者近期在企业采访中感受到，“刘易斯拐点”已经成为与纺织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的高频词。目前，国内外经济学界对这一经济现象也由争论转为共识，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在中国出现，东部沿海地区表现最为明显。“刘易斯拐点”直接表现为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用工由充裕变为短缺，这种情况将持续五至十年。
　　
　　这一观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他认为，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较高的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而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利润转化为再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为止，此时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称之为“刘易斯拐点”。对这一现象最为敏感的是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起到强力催化的作用。
　　
　　东部发达地区首先面临考验
　　
　　记者在江、浙、粤、闽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采访时发现，那里劳动力成本上涨、用工短缺现象最为明显。佛山新光针织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佛山地区纺织企业的用工状况越来越紧张。近两年来，元旦、春节放假后返乡农民工不返工的现象经常出现，而且相当普遍。同时，工人要求涨工资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企业为了稳定生产，一般都尽量满足工人的要求，但企业人工成本大幅上涨，加之原料、能源等综合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承受。”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不可避免，纺织产业发展也面临着一次重生。广东浪登服装有限公司负责人认为：“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国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失去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就能提高核心竞争力。”
　　
　　一些企业家认为，“刘易斯拐点”是一个形成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江苏阳光集团董事长陈丽芬在谈到当前行业用工荒问题时说，一方面，用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业内专家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使长三角、珠三角“用工荒”提前了20年，并特别提醒，东部地区实行纺织产业转移时，调整要适度，以防过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以致重新出现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局面，即发生“刘易斯拐点”逆转。这样对产业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将造成不利影响。
　　
　　对此，深圳艺之卉集团董事长周胜认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有效对策是用高端人才发展高端产业。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可以考虑就地升级，向自主品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但是必须优先考虑的是，由于人力资本要求较高，企业在创新环境和文化制度等方面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和改善。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将优势殆尽
　　
　　2010年以来，中国用工短缺变得十分突出。据相关部门测算，2010年低端工人工资暴涨近四成，而且在今后三四年会继续以每年20%~30%的速度上涨。其实，中国目前还没有到农民工绝对短缺的地步，只是农民工流向发生了变化。在2005年，70.3%的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打工，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在2009年，随着工厂生产线内迁和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工总数的17.0%及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至62.5%。同时，内需市场（尤其是服务业）火暴，对低端劳工需求甚旺，又抢走了沿海制造业的一批工人。同时，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多了一批留家务农的农民工。
　　
　　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今年春节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人。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当地的企业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用工成本优势。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的信号。
　　
　　在采访中企业对这种现象还存在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1/10，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有一种预测数据显示，到2030年仍有9.7亿人，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
　　
　　对于这两种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作出较为权威的判断，他谈到，虽然能够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但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以合理的产业政策解决拐点问题
　　
　　一些出口型企业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在“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50%，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江苏阳光集团董事长陈丽芬，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对这一经济现象颇有研究，她认为，“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最大转变，是企业要在技术含量、品牌建设上多下功夫，只有依托产业升级才能解决难题。一是劳动力转型，政府应加大劳动力培训，提升人力资本，调整劳动力结构，通过发展技工教育、职业教育等，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技能，这既符合公正原则，也符合市场原则。二是企业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技术革新，就算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也是大有可为，过去两个人的活儿，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让一个人完成。
　　
　　陈丽芬说：“从经验上来看，‘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如果是市场充分选择的结果，那么，一个经济体必然会孕育出一群创新型企业家，开拓更多的新兴产业，起到积聚人才、提升整体产品素质的作用。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有独特的眼光，看到劳动力优势不再存在的时候，就会开拓自己新的方向。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也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赚钱，之后经济起飞，劳动力开始短缺，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跟中国现在的情况很像。日本面临‘刘易斯拐点’时，政府的很多具体做法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目前很像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情况。当时日本为了解决“用工荒”，增加设备投资，向资本密集型转移，而且日本的银行提供贷款、投资技术革新，使中小企业迅速分化。就在那个时候，一些中小企业奠定了成为国际性大企业的基础。比如，索尼公司在上世纪60年代崛起，购买了美国的收音机专利技术进行改进，walkman从此诞生，卡西欧计算器也是如此。总之，日本经济在上世纪60年代成功转型，中小企业活力倍增，利润率甚至高于大型企业。
　　
　　面对令国内纺织企业还颇为困惑的“刘易斯拐点”，我们应该从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学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