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棉贱伤农棉贵伤企怪圈

　　政策设计需要平衡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打通、理顺产业链各环节，在生产、加工、流通等各领域建立合理规则，促使各环节达成平衡，形成利益共同体。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复苏，流动性增加，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通胀压力正在从新兴经济体扩散到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在复苏的道路上面临着诸多变数。中国经济恢复速度虽然超出预期，但又面临新的挑战，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较快，通胀预期增强。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央行从2010年1月起4次加息，11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商品供应，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目前看，宏观调控初见成效：投机炒作得到有效遏制，物价总体保持稳定。

　　2010/2011年度，棉花价格大幅飙升，创历史新高，之后又迅速回落，价格波动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历史罕见。综合分析，棉价如此大幅波动，除了供需关系的因素，更有深层次的原因。一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性过剩，除了对石油、黄金等资源性商品的炒作，国内乃至国际“热钱”涌向了大宗农副产品，其中棉花的涨幅居所有农副产品之首。二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复苏和增长是支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根本动力，包括棉花在内的大宗农产品已经告别了低价时代。三是有的国家对棉花等产品的出口采取限制政策，影响了全球棉花供需格局，加剧了棉花价格大幅波动。

　　虽然全球经济正在逐步复苏，但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不确定因素较多：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中国经济在长期快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日益显现，物价持续上涨压力仍然较大，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纺织行业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个值得业内关注的事实是，近十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城市化率增长了13.6%，城市人口增加了2亿，而且都是青壮年劳动力。中国棉花生产可持续发展，日益面临着劳动力短缺且成本提高、植棉比较效益下降等诸多因素挑战。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纺织大国，在政策设计上，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常说，农业稳则天下安，农业兴促百业兴。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了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思路，即“三化同步”，这是一个总览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举措。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棉国和用棉国。近十年（2001~2010年），中国年均植棉面积7821万亩（521.4万公顷），平均产量623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30%左右；2010年，全国纺纱能力1.2亿锭，纱产量2717万吨，纺织品服装出口2065亿美元，均比2001年增长2倍以上。未来5~10年，中国作为棉花生产和消费大国的地位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棉花产能仍具增长潜力，尤其是新疆，既有丰富的耕地资源，又有熟练的植棉技术，国家有支持政策，农民有植棉意愿。

　　据中国棉花协会最新监测，2011年全国植棉面积为8100万亩，同口径对比较上年增长5.2%。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罕见大旱，近期部分省份又旱涝急转，对棉花生长有一定影响。但新疆及黄河流域目前棉花长势较好。如果今后不遭受大的自然灾害，今年棉花仍然有望获得好的收成。

　　为了防止价格大起大落挫伤农民积极性，今年3月底，国家出台了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将过去临时动议的政策常态化、机制化。

　　此举有利于稳定棉花生产者、经营者和用棉企业的市场预期，保护棉农利益，保证市场供应。

　　我们也应看到，棉花产业链条长，参与主体多，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因此，政策设计还需要平衡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打通、理顺产业链各环节，在生产、加工、流通等各领域建立合理规则，既要保障棉农利益，提高棉农种植积极性，又要考虑纺织企业的承受能力，促使各环节达成平衡，形成利益共同体，走出“棉贱伤农，棉贵伤企”的怪圈。

　　在政策实施上，应重视细节，考虑得更加深入、全面。比如，在使用最低收储价调动棉农积极性的同时，还要为棉农提供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不但要鼓励棉农种棉，还要帮助棉农把棉花卖出去，卖个好价钱，把千家万户的棉农和千变万化的市场相连接，大力发展专业合作社，改变棉农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帮助棉农实现增产增收。

　　同样，我国纺织业更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改变对出口、低成本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纺织服装业仍处于加工制造阶段，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知名品牌，产品附加值低。

　　随着资源、能源、劳动力等各项成本的上升，棉花价格可能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低成本”扩张只能带来恶性竞争，不仅浪费资源，也缺乏国际竞争力，难以可持续发展。纺织业亟须在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方面寻求发展之道，产业升级已成当务之急，不可“纸上谈兵”，亟须走深加工、高档次、创品牌，走“智造”、创造之路。

　　目前国内创新环境、创新机制、创新人才和创新市场日趋成熟，纺织企业应抓住机遇，开拓创新，积极转变价值创造方式和自身发展模式，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