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对友人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梁启超对世人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但是，近世国人中也有斥曾文正为元凶、伪君子、汉之不肖子孙的，到后来，汉奸、卖国贼、刽子手，又似乎成了判定的铁案。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一个人的盖棺论定，其反差如此之大，大概找不出第二个。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引发人们的无限探索兴趣。那么，就让我们一道推开锈迹斑斑的历史铁门，走进一百五十年前那段血雨腥风的时空隧道吧！
　　
　　一、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6岁时入塾读书，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取秀才，28岁中进士，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后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界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清代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当时之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二、曾国藩其事
　　
　　1、为官不能凭一己之好恶。曾国藩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官者，一定要根据情理处理事情，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处理事情，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他是遵循这一原则的。金陵，乃六朝金粉之都，不仅是旅游的胜地，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人瞩目。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比较保守，对秦淮河的画舫尤其看不顺眼，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征求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意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谨慎保守的曾国藩是主张严禁的，谁知曾国藩却说：“叛乱初平，国家处在太平之时，游船画舫不应该再禁了。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游乐场所，重建一个人文荟萃的江南名城”。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整个金陵出现了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曾国藩是一个封建官吏，但能与时俱进，从大局出发看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真正强调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体现了一个官员应有的素质，也与现在提倡的公务员为人民服务，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思路是一致的。
　　
　　2、时时牢记“谨慎”二字。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多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来，不断总结，终成大器。战场上需要谨慎，官场上更需要谨慎。曾国藩对“慎”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说：“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人生因谨慎而安然，为官因谨慎而少祸。综观曾国藩的一生，在其行为处世的各个方面都有谨慎的影子，为人谨慎可以说是他性格特点方面的概括。“慎”的特点给曾国藩带来了官运，也给他带来了好名声。他的这一为人处世的原则，对我们今人也很有启发。为官者，处处要小心谨慎，否则会阻碍前进的脚步。做到谨慎，并不是干什么事都裹足不前，而在于保持清醒头脑，保持一身正气，把准行为取向，多些防微杜渐，切勿得意忘形。
　　
　　3、祸从口出，言多必失。30岁以前的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的优点是他能够反醒、检点自身，多言的毛病最终改掉了。他后来说：“常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在曾国藩写给两位弟弟的信中，他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
　　
　　“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教训古往今来可谓屡见不鲜，如今更加信奉“沉默是金”，这虽然有时有逃脱责任、装傻充愣之嫌，但确是此行中为人处事之真谛，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要经常保守秘密的职业中，对谨言慎行的要求就更严了。如果像曾国藩早年那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恐怕轻则一事无成，重则饭碗丢矣。多言的人通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嘴巴，将自己知道的或想要说的事情都说出来，结果，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人，破坏了本可维持的人际关系。再者，多言的人，在对问题还没有彻底弄明白前，已经开口说话，思维的不严密必然导致陈述中的错误，小则被人反驳，重则闯下大祸。
　　
　　4、慎独可戒虚妄。王闿运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在于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为人慷概激昂，向以霸才自居。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他看中了曾国藩。他在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劝曾“彼可取而代之”。但曾国藩不为所动，以食指蘸杯茶汁，在几上写了个“妄”字。后王闿运看到曾国藩写的一副对子：“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王闿运感慨道：“涤丈襟怀，今日之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并自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他说：“吾不敢着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曾国藩之所以能远离痴心妄想，与他的慎独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严于律己，日日不忘反省，不该做的事情，他想都不会去想。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