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中国处在一个土豪阶段

　　最近“土豪”这个词很流行。曾经有人采访我问我怎么看，我说这个“土豪”和过去的“土豪”不一样。过去是一种被掠夺的对象，是革命的对象。现在是幽默的，中国政治式、文化式的幽默。但确实中国处在一个“土豪”的阶段。我有时候也说我是个“土豪”，因为我们还未被现在的企业伦理驯化。但我认为，要走出现代企业伦理出现的诸多困境，仅有“土豪”是不够的，因为“土豪”本身就是这种困境的一部分。
　　杜维明老师谈到“儒商”，“用今天的话说，儒商就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的企业家。”请注意，他没说商人，是企业家。“他们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是对世界大势特别自觉，而且有公共意识的一批知识分子。”做到这个特别难，要做到杜老师说的这个标准，就差不多成为上帝了。我的看法是，“儒商”应该是为富且仁，为富好礼，关键是具有时代特征的贵族气质。这个贵族气质在中国社会是特别缺乏的，中国从来没有贵族，都是奴隶，或者奴才。所以，贵族气质在中国是要担当、要承担、要谦和、要平民化。这是中国社会当下极度缺乏的资源。
　　西方商人的概念
　　我想，必须先从西方角度来讲一下关于西方商人的概念。我先从现代性讲一下。尼采把“上帝”杀死了，他说的是“毁灭性创新”。尼采特别爱讲“毁灭”，为什么？因为他从现代性判断，认为西方社会已经走入虚无主义，让他失望透顶。所以他希望“超人”出现。从而，他在政治信念上主张“贵族激进主义”，怀有道德优越感及有“天职”的使命感意识，坚称“我一定要当毁灭者”。目的是什么呢？是“超人”，期待“超人”的出现拯救人类。
　　海德格尔也同样表达了对现代性的不满，他说，“我认为技术的本质就在于我称为座架的这个东西中，座架的作用：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由此，他十分悲观地感叹：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无家可归的状态实基于存在者之离弃存在。无家可归是忘在标志。”谁对此做出了补充回应呢？马克斯·韦伯。他认为：“现代性的出现首先是一种经济秩序，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创立。”因而，资本主义精神与启蒙的主旨理性化合为一体。他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结合后的体现为：至善就是挣钱，职业乃是天职，必须为之尽责的义务感。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实际上，到此为止，资本主义的商人的合法性得到了确认，也暗合对尼采、海德格尔的“超人”及“上帝”的出现的回应。
　　到了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那里，尼采的“超人”经马克斯·韦伯终于出现了。这就是具有新教伦理精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家。熊彼特认为：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是社会的创新行为，可以形成新的经济能力。由此，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实现新组合为本职的人称为企业家。他指出，“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仅是他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动机来自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包括建立私人王国、对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和坚强的意志。”要做到这样的“精英”行为，企业家必须具备预测能力、组织能力及说服能力。大家看看，到了这里，我们就找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秘密，也看到了现代性终于培育出了时代的“超人”与“上帝”。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稀缺资源。
　　“儒商”的来路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社会企业家就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中坚力量，这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那什么叫“儒商”呢？“儒商”是个既古老又特殊的概念。除了子贡之外，我不太认为以前的社会有儒商阶层存在。子贡是孔子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经孔子教导，他从“贫而不谄、富而不骄”上升到了“贫而乐道、富而好礼”，给今天的我们树立了儒商典范。当然，我觉得春秋时期，是存有市场经济因素。但是，到后来，商人的地位日渐低下。为什么？因为国家经商了，商人们只能靠官商勾结而谋生了。后来的商人有的可以称作为“士”，“士为知己者死”，为谁死？为皇帝死。皇帝今天宴请我了，我明天跳江都行。为什么？因为他仅有依附关系，这个时候就没有市场的概念。中国的商人从来没有独立过，即便你同时也可能有知识分子情怀。为什么？因为你要靠体制分一杯羹给你。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伟大的“九二南巡”真正把市场经济引进来的时候，中国的商人才有了自己的些许地位。
　　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市场概念，是被动之后积极的历史姿态，中国接纳了现代性进程，产生了具有市场意义的商人阶层，我也戏称之为“土豪”。但到现在为止，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要寄希望于新的改革。
　　所以这是儒商面临的挑战。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像我这样一大批的人，从机关走出来了，我们这些人受到过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而且经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愿意回头探讨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样的人才去做了商人。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其实从基尼系数上来看，我知道现在贫富差距最大的是中国香港，再一个是美国，中国内地还不算贫富差距最大的。所以现在是全世界人类出现了贫富差距极大的现象，这带来的就是我称之为“全球性的现代性困境”，谁也逃不了。全球化、现代化，最后都要走到现代性困境里来，在中国的当下表现得非常充分。“92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从体制脱离，进入到市场，成为具有创造性破坏意义的企业家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企业家精神释放。至此，完成财富积累的这代企业家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社会的现代性困境产生的危机感、贫富差距的背景下的革命情结，成为超越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承担成为企业家开始考虑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兼具传统知识分子道统任务及市场创新任务的儒商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精英身份，同样成为稀缺资源。
　　总结一下：
　　当我们探讨了西方企业家的前世今生后，是不是可以试着肯定，今天我们所谈的儒商，从商的部分其实来自于熊彼特所总结的企业家精神。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一代企业家在西方企业管理理论教育下出现，一个重要特征是竞争意识越来越强，狼性越来越足，具备了十足的经济动物特征。市场意识趋利性以及对法制环境的渴求与依赖与西方企业家并无二致。这是所谓儒商的企业家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中国毫不例外地陷入现代性困境中。由此，中国企业家面临破坏性创新道德难题。对商业伦理的呼应日益凸显，儒商，就成为一个被关注的概念。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人类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对所谓进步的疑问，也引起了对社会精英——企业家的质问。作为回答，西方企业家已无从担当了。靠谁呢？儒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套历经几千年沉淀的儒学体系。从这种理论体系孕育的中国企业家既具有破坏性创新的市场精神，又背负兼善天下的儒家情怀，具有超越新教伦理背景下的西方企业家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们是“市场”的，又是“天下”的。我们是“破坏性创新”的，又是“仁义礼智信”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已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