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三国看管理文化

　　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喜欢读四大名著。四大名著包括《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四大名著都与管理有关：《西游记》讲的是团队管理；《红楼梦》属于管理哲学，讲的是一个组织无中生有、最终复归于无的生命轮回；《三国演义》讲的是三个组织之间的竞争；《水浒传》讲的是一个组织的创业史。在四大名著中我比较喜欢品《三国演义》，尤其是喜欢品读其中的管理文化。

　　魏国是三国中实力最强的一方，处于组织发展的成长期。《三国》第十七回浓笔渲染了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曹操在征讨张秀的途中，为安抚民心，通谕沿途士民官吏，曹军“凡过麦田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命令一下，全军肃然，不敢践踏麦田，但是，偏偏曹操的坐骑被惊鸠惊吓窜入麦田，踏倒了一大片麦田。曹操叫来行军主簿议罪，要求对自己加刑，主簿十分为难，曹操说：我自己下达的禁令，现在自己违反了，如果不处罚，怎么能够服众呢？谋士郭嘉引用《春秋》为其开脱，曹操便顺水推舟，说“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说，吾姑免死”。但是形式还是要走的，曹操用剑割下一缕头发掷于地上，对部下说：“权以发代首”。曹操的变通处罚对于组织纪律的养成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处于成长期的组织（包括现在的企业）由于组织结构庞大，人员众多，在短时间内使这么多的人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形式上用制度进行强制性规范，在执行中以结果为导向。制度管理是成长期组织管理的鲜明特点，这个时期组织文化突出的是组织在管理中的作用，而不是“人”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领导要以身作则。要求下级在创业期形成的“服从领导”转变为成长期的“服从组织”。包括组织中的最高领导也要服从组织。曹操“以发代首”的处罚方式与执行制度并不矛盾，在组织文化建设中具有正向作用。

　　蜀国是三国中实力最弱的一方，曹魏曾经试图兼并它，蜀国于是和孙吴政权建立政治联盟。蜀国处于创业期，基本任务是“活下去”。创业期组织的管理彰显的是人的作用，当关键人物和制度发生冲突时，顾全人而修改制度。有两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个例子是“两张军令状”的故事，第二个例子是“一样事情两样结果”的故事。

　　“两张军令状”说的是关羽义释曹操与马谡误失街亭的故事。赤壁之战时关羽奉命把守华容道，刘备对关羽是否会对曹操义气用事深有疑问，说“吾弟义气深重，若曹军果然投了华容道，只恐端的放了”。而诸葛亮出于战术思想考虑并非要关羽与曹军拼个鱼死网破。关羽放掉曹操后并未按军令状兑现，只是“权记过，容将功折罪”的处分。

　　马谡守街亭也是立了军令状的，马谡失街亭后，诸葛亮宣布“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皆汝之过也。若不明军纪何以服众？”挥泪将马谡杀掉。有人为马谡鸣冤，说“同样是立了军令状的，与关羽的处分结果相比，马谡何其怨也！”。

　　“两样结果”说的是诸葛亮六出祁山时，接连两次有人妄奏，造成很坏的后果。两次妄奏形式几乎一模一样，诸葛亮给两人的处罚不一样。

　　《三国》第一百回，诸葛亮第一次被召回，是因为司马懿指使蜀国叛将苟安散步流言说“孔明有怨上之心，早晚欲为帝”，宦官“闻之大惊，即入内奏帝”。诸葛亮被后主召回后，“将妄奏宦官诛戮”。 第二次被召回是在《三国》一百零一回，李严“因军粮不济，怕丞相见罪，故发书取回，却又妄奏天子遮饰己过”。诸葛亮欲斩之，因李严是“先帝托孤之臣”，只好奏请后主将李严“謫为庶人”。两次妄奏，宦官属于无心之过，李严则是有心之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处理这两件事上诸葛亮却轻重颠倒。

　　以上两件事的处理上，有人评价说诸葛亮不分是非。在一般人看来，于情于理都让人不能理解。站在组织管理角度看，不是诸葛亮昏庸，恰恰是蜀国高管层的明智之举。任何组织在它的创业期，组织能力远不如竞争对手，无法以自己的实力与对手展开正面交锋。它的管理思想不能用正，只能用奇。用奇就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管理上依靠的是领导的作用而不是组织作用，在执行上靠的是专业骨干人员。对这些人的管理采取的是情势管理模式，从寻求将才的“桃园三结义”，到补充领导层人才类型结构性矛盾的“三顾茅庐”，再到以上两个案例的处理结果，无不根据人的实际价值作为衡量标准。这个阶段的管理文化是个性化人治管理，人的价值比组织制度重要。诸葛亮的处罚方式与组织所处发展阶段的要求并不矛盾，对组织建设有正向作用，上合天道，中合组织管理之道，下合领导之道。

　　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对管理有着不同的要求。魏国与蜀国虽然彰显出的管理文化不一样，对组织建设都有推动作用。现代企业的管理也是这个道理，管理模式一定要与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