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华：家纺竞争最终会变成文化的竞争

　　杨兆华：家纺竞争最终会变成文化的竞争
　　浙江家纺的经验表明，放任竞争容易形成同质化，各自为战，政府进行适当的引导和扶持，有利形成产业集群。
　　市场竞争无疑是推动产业集群出现的无形之手，不过，还有另外一只手，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亦至关重要。
　　本次金融危机，引发了对于过度自由市场经济的反思，呼吁政府对于产业的适当干预，亦重新成为主流。国务院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纺织行业即位列其中。
　　“浙江家纺曾经是广东的配角，如今，广东家纺不如后来居上的浙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不够重视”。作为龙头企业之一的众望掌门人，杨林山回忆十余年创业历程时说。
　　而正是在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共同推动下，浙江家纺产业集群才成为家纺产业的标杆。目前，浙江拥有余杭、绍兴、海宁三大基地，其中余杭身兼“中国丝绸织造基地”和“中国布艺名城”，拥有国家级知名品牌3个，省市级名牌20个。涌现出奥坦斯、众望、柯力达、中亚布老虎等全国知名品牌。
　　产业集群背后的推手
　　“如果没有政府，产业集群很难形成，完全自由，容易形成同质化竞争，各自为战，所以，还是需要有前瞻性，要有定位，不能无为。”作为余杭家纺产业集群的直接推手，余杭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陈炳鑫颇有感触。
　　而在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方面，余杭地方政府致力于政策与具体措施的双重扶助与引导。
　　相对于家纺在广州的日益边缘化，余杭家纺却成为当地支柱产业。2009年6月，余杭区的产业规划中，正式将家纺作为重点打造的五大产业集群之一。同年，余杭被列为中国家纺协会和浙江省的产业集群示范区。
　　余杭区在2002年就启动了品牌战略，出台了奖励政策：凡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或获得“中国名牌”，政府将奖励企业50万元(后追加至80万元)；被认定为省级著名商标，政府奖励企业10万元。历年来，余杭区的奖励额累计达到1228万元。
　　目前余杭家纺企业总数有4000多家，余杭区按照梯度培育品牌的原则，制定家纺产业名牌产品培育规划。每年对名牌产品名单滚动调整，实行动态培育管理。
　　同时，余杭区通过各种展会、论坛等渠道宣传推介“余杭家纺”整体知名度和影响力。余杭已经连续十年组织企业团体参加每年8月的上海国际家纺展，以及中国(广州)家纺博览会、法兰克福家纺博览会等国内外专业展会。余杭还联合绍兴连续三年成功举办浙江家纺展，而在世博会上，来自余杭的“凡邦抱枕”进入了世博会中国馆贵宾区。
　　在培育企业的同时，余杭区亦极富远见地实施企业掌门人工程，每年组织100位企业高管到清华、浙大等名校培训，拓宽其视野，同时，余杭还开设年轻企业家战略培训班，每年选30到50人，带他们走进知名企业学习。
　　从制造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
　　家纺产业集群的形成，除各地地方政府的推动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推动力量，就是相关的行业协会。
　　目前，家纺行业形成的十大产业集群也好，十二大基地也好，当初都在曾经的纺织工业部(后来改为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规划之中，而中国家纺协会会长杨兆华认为，“优化产业布局，将引导企业丰富产品门类，协调区域家纺产业配套发展，构建产业协同体系，形成产业互补升级，放大国际竞争优势”，是协会的使命。
　　与此同时，杨兆华认为，无论国家，地区还是产业的发展，未来的竞争都是文化的竞争，家纺行业由制造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为未来大势。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兆华在参观深圳文化博览会时，看到手绣、剪纸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关注。“这些产品让我眼前一亮，家纺产品能否也致力于显示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原创设计？”杨兆山说。
　　而在第十五届中国家纺展上，中国家纺协会组织了一个面积达600平方米的“中国家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云锦、侗族织锦技艺、苏绣、沈绣、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苗族蜡染技艺、鲁绣等深藏民间的文化艺术一一展现，令海内外人士惊艳。
　　杨兆华表示，家纺行业作为一种创意文化产业，只有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将民族元素与国际趋势相融合才能设计出好的作品，才能创造出一种有别于西方、自主创新的家纺时尚潮流，与发达国家相抗衡。“我们不应该仅仅是把他们保护在博物馆里成为古董，而应该积极通过传承和发展使他们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的生命”。杨兆华说。为此，中国家纺协会牵头，成立了中国家纺文化艺术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家纺文化艺术中心。
　　杨兆华更对中国家纺行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转移寄予厚望。“甘肃的手绣龙凤拖鞋，在网上能卖到100多美元，依然供不应求，家纺如果也能承载中国文化，才可以获得更高的附加值。”杨兆华说。
　　“非遗积淀了5000年的文化底蕴，是中国家纺设计取之不尽的创新源头。能给中国设计师带来原创灵感，推动中国家纺设计水平。”杨兆华认为。
　　杨兆华还表示，将与敦煌研究院合作，从众多敦煌石窟中搜寻与家纺文化有关的元素，致力于长期的研究和挖掘，力图使传统元素与产业化结合起来。